——  第一财经日报  

“更好的教育、更稳定的工作、更满意的收入、更可靠的社会保障、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、更舒适的居住条件、更优美的环境”，这是近来被广泛引用的话语。而另一句话，“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”，也不能少。

写这篇日日谈，是看到香港投资家曹仁超的一篇短文《港人龙变虫》，大意是说香港现在最缺乏can do精神，以前港人做事不计较，不论是赚是赔，是难是易，都肯捱、肯钻、肯干，有一种can do精神，“Anything you can do, I can do better！”（任何事你可做的，我能做得更好！）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，觉得自己异想天开，但只要自己相信，就愿意勇敢尝试，而且一定要把它做成，这就是“Can-Do”精神。

霍英东的儿子霍震霆曾说，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，但也经过很多经济的挑战，但香港人都很顽强，很can do，很坚强。曹仁超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股灾加上石油危机，但港人绝无哭哭啼啼，人人紧守岗位自强不息，形成一股can do精神。当时的“山寨工厂”应付危机的方法就是有单就接不问价，有工开便是福，打工仔打一份工不够，就去多做两三份。劳资双方发挥can do精神，海外订单源源而至，经济很快走出谷底。

笔者曾读过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·S．兰德斯写的《国富国穷》（1988），书中写到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。一天晚上，他从旅馆外出，路过一家小照相器材店，只是随便瞅了一眼，店主马上问他要点什么。他原本不想买什么，被这么一问，想起可能还要用一个特殊镜头。店主失望地说店里没有，但又说，如果过一会儿回来，会弄一个来。他告诉店主去参加晚宴，最早也要午夜后才能回来。“别担心，”店主说，“你回来，我拿镜头给你。”到了半夜，又困又累的他回到旅馆房间，想起镜头的事，心想那人也许不会等了，只是因为不能说话不算话，就再去了那个小店，果然发现店门还开着，店主还在，把镜头交给了他。

兰德斯领悟到，华人勤劳的美德和“知道自己是谁，也能与人合作”的精神，是华人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要因。他指出，这是一种“民族的胜利，文化的胜利”。

谁都渴望美好生活，但美好生活只能源于can do精神这样的奋斗和坚持。否则，目标终是目标，而不是可被验证的结果。